{35}(P185-202){36}那么，未来中国法的统一性会怎样呢？现在当然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，但如果说历史可以启发未来的话，我们不妨从历史中找点启发。

能否为权利而斗争，这取决于人是否有直面侵害、果敢反击的个性或血性。特别是由于天灾人祸、失业下岗等不可预知、不可掌控的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弱者，在获取相关权利的支撑后，他们能够借助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条件，迅速地摆脱其不利地位和生存窘境，从而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，由此保证社会的高度和谐。

梅因在总结法律的发展进化规律时，曾自豪地宣称：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，到此处为止，是一个‘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。换句话说，当‘贫穷被成功地战胜和‘人人享有所有人权……已经在最大可能的限度上得到广泛适用时，才是‘高度发达的。正如密尔所言的那样，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道德原则和社会团结的基础，我们都必须承认，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，穷人是更需要帮助，而最需要帮助的人则是正在挨饿的人。考虑到现在的生活环境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，以及我们社会的政治组织存在于国家中，让政府负责向所有人提供教育是合理的。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。

所以，由贫穷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，是最有力的要求，显然有最为充分的理由通过社会组织来救济急待救济的人。（7）穷人只有在学会了富人的礼貌和道德后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。法律的普遍性不仅要求从理智上认可道德规范，而且要求将其视为终生的信仰，正是靠了宗教激情、信仰的一跃，我们才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了普遍性{14}。

{11}法律仪式绝非只具有表演的性质，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和信仰，这些仪式一旦被终止或遭戏谑，法律的生命力便丧失殆尽。反观国外，身为法官而犯罪者极为罕见。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不可惧怕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。卢埃林将法律解释为法官解决争端的行为：那些负责法律事务的人们……所做的有关争端的事，就是法律本身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，2008年检察机关共查处13000多人贿赂犯罪，其中司法机关2620人，占全国贿赂犯罪的1/5;而这2620人中，法官占了32％{21}。伯尔曼通过对法律和宗教共同要素的分析，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。

第二，审判他人者先审判自己。孔子在回答学生问政时仅用了八个字：足兵，足食，民信之矣，可见信仰在儒家思想中所处的地位{33}。该书与《法律与革命》一起奠定了伯尔曼当代法学巨擘的地位。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，二者相互依存、彼此渗透。

萨维尼将法律看作民族的共同意识，认为法律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即民族精神决定的{13}。无论在哪里，综合—二元论的克服—都是开启新时代思维的钥匙。法官手中的审判权同样需要法律信仰这条缰绳加以约束，否则，失去法律信仰的法官迟早会变成一匹狂奔无羁的怒马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

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。孟德斯鸠在论述信仰宗教对君主的用处时说道：一个完全不信仰宗教的君主，就好比是一只可怕的动物……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，君主就像狂奔无羁、汗沫飞溅的怒马，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。

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精神崩溃的可能。

笔者对此深表赞同，因为正是这种对法律的情感和公正价值的向往，促使鲁道夫·冯·耶林发出为权利而斗争的抗争和呐喊：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。{29}西方国家身为法官而犯罪者极为罕见，据统计，德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罪，美国自建国以来总共只有9名联邦法官受到弹劾，其中只有4人最后被参议院判定有罪。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。{32}当前我国实践中出现的法官职务犯罪问题，究其原因在于法官放弃了对法律的信仰和对职业道德的坚守，导致司法过程缺乏有力的精神力量作为约束。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。当作为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—法律与宗教—之间联系的纽带断裂的时候，社会便陷于混乱，全部人类文化有面临精神崩溃的可能。

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的仪式，保留到今天的譬如法官的袍服、法庭的布置、庭审和宣判的程式，以及证人作证前被要求手按圣经宣誓等等，所有这些营造出一种庄严、肃穆的气氛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：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

这些感受增强了人们对法律的信赖程度，帮助人们树立为法律献身的勇气、对未来的憧憬和自豪感，激励人们为实现法治的目标而努力。一名对一个人进行审判的法官，应当将自己置于被审判人的位置上，以便觉察他所了解的情况和通过巧妙地提问，从被审者那里获悉他本想隐瞒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。

现代社会中法律和信仰相互依存、同生共栖，正义是神圣的，否则就不是正义的。以著名的摩西十诫为例，其后六诫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包括孝敬父母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不可作假见证、不可贪恋，这些教条在所有社会中均有体现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容忍杀人、奸淫等现象的存在。

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，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{22}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哈罗德·J．伯尔曼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论述法律与宗教的关系—法律意味着秩序，宗教意味着信仰（本文即基于此种意义上的讨论）。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

除非人们信赖法律，除非他们赋予法律以普遍和终极的意义，除非他们依据一种超验真理来看待和判定法律……法律将形同虚设，它将是‘死法，{24}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

二、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伯尔曼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法律的宗教性，即在人类所有文化领域都存在法律和宗教（信仰）的相互作用。其次，法律不仅仅是社会现象，而且是人们的心理现象。

借由将法律与宗教的价值融合于一体的各种友爱团体的经验，旧的二元论的死亡将换来新生{17}。{27}这种观念对法治而言意义重大，因为对上帝的敬拜、对审判的信仰把法官的地位神圣化了，法官的权能乃是来自神灵的启示，因此法官必须具有神的品格。

{6}法律的社会性特征意味着法律由一个个有血有肉、富有理性和意志、具有情感与信仰的人参与完成，在此过程中必然加入了个人对生活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思考。人类不得不面对充满未知的将来，因此需要超越自身生活状态的信仰作为其精神动力，否则社会将式微和衰朽，陷入永劫不复。{20} 伯尔曼的整体性（综合性）法学观对现代司法最大的借鉴，就是告诫我们—司法过程必须有法律信仰相伴，否则司法将失去方向和权威。我国一位著名的诉讼法学家指出：《圣经》本身就是一部刑事诉讼法教科书，整本《圣经》就是审判，是神对人的审判{26}。

审判 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我国正在经历伯尔曼所谓的法律信仰危机期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我国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频繁发生且有愈演愈烈趋势：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贪腐轰然倒台，到广东、广西、辽宁、海南、宁夏等数个高级法院院长银铛入狱，再到沈阳、深圳、武汉、阜阳、青岛等十几个中级法院的腐败窝案，特别是肩负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，近年却曝出江西、天津、湖南、重庆、河南等地检察机关主要领导被判以重刑，这些事实告诉我们，司法系统，本应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，却沦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。

这正是……美国（不仅是美国）所处的境况。首先，法律和宗教构成了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同时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宗教信仰。

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本文地址： http://one.zhutima.com/?id=24

文章来源：天狐定制

版权声明：除非特别标注，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，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。